穿过哈佛大学的查尔斯河将哈佛商学院横隔在校园的另一端，这被哈佛商学院院长戏称为哈佛商学院得以成为全球顶尖商学院之一的“天然屏障”。在中国，拥有一条类似的河流几乎是所有大学商学院都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更是一个让中国的商学院院长们头疼不已的问题。

        苦于不能“独立” 的中国商学院，在短短26年的发展历史中，特别是近年来，自身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公众面前。“行政化管理”、“商学院管理比国有企业还差”、“提款机”等等越来越多的责难，把商学院推到了聚光灯下。

        中外之别：职业化治理

        杨鹏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中外商学院之间在管理上存在的差别。杨鹏曾经供职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现在是中国供应商培训学院的一名管理人员。中国供应商培训学院与绝大多数美国的商学院一样有着非盈利的性质。它为在华会员企业的供应商提供供应商案例的培训，同时也在搜集全球学员企业的案例来丰富教学案例库。这些会员企业中不乏像麦当劳、惠普以及福特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

        杨鹏虽然还承担着一些研究性的工作，但管理俨然已经成为了他的主要职责。在杨鹏看来，中外商学院之间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学院的管理和治理上，培训学院采用的是职业化的规范管理。即使培训学院是独立运作的，但还是设置了专门的职位对项目营运实施监管。

        “这也许是得益于学院没有盈利的压力，所以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杨鹏说。然而，在杨鹏看来，国内的商学院目前已经偏离了原有的宗旨。

对此体会更为深刻的是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

        “国内的商学院治理比国有企业差远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弱处。”李维安教授曾不止一次地发出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商学院的发展速度不如人家，这就像当时外资企业进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差别之因：行政职能缺乏

        在今年1月份的“第三届商学院院长论坛”上，李维安教授曾经针对目前商学院的管理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归纳——“我觉得现在商学院有四个倾向：商学院治理行政化、办学目的创收化、合作办学低档化、管理教育脱离实践化”。有着10多年商学院教育经验的李维安指出，“商学院的管理和治理确实不如国有企业。”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也有同样的感受，商学院是培养管理精英和人才的地方，是“输出管理”的，但在我国也确实存在商学院管理落后于企业管理的现象，比如商学院治理的行政化，不是“教授治院”和“学术兴院”，甚至在个别商学院中还存在权术压倒学术的现象。

        商学院治理行政化的一大现象就是不够职业化。从人员配置比例就可以看出国内一些高校的商学院里，行政人员所占比例比较低，一般还不到1/4，国内一些著名的商学院一般也就在一半左右。这种配置必然造成教授在承担科研任务的同时，还要承担行政任务。高校商学院院长基本是学者出身，院长的管理工作一般由他们兼任，最多也就占到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半左右。显然，这与职业化的院长在角色上存在明显错位，显然不利于商学院的管理和发展。更有甚者，我国大学商学院的许多教师也都兼任了行政工作，整天超负荷地工作，不能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

        相比而言，在国外成熟的商学院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教师与行政人员比例几乎是1∶1，而在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外著名的商学院里，行政人员所占的比重更大。

        当然这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有关。杨鹏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商学院普遍是学位教育与商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无可避免地在学院管理上也要采取“行政化管理”，至少也是半市场、半行政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国内商学院在管理上的苦恼之一。